很难相信莎士比亚对于学者会抱有好感。迂夫子、学究、解剖者、分析家、批评家，甚至逻辑学家，在他的剧本中大都是被嘲笑的对象。而巫师术士（科学家）则尚可勉强过关。莎士比亚了解疯癫的本质，倘若他在天之灵得知世界上已经有成千上万部有关他的论著，一定会大惊失色。
根据最近涌现的论著数量来判断，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总数似乎也应得到增长。但事情并非如此。许多近期的“发现”实际上是早期学者被遗忘或被忽略论点的翻版，至多只是作了些或多或少的修补而已。但人们可以同情那些靠莎士比亚谋生的人所面临的问题：“那些可以显示学术水平的领域变得越来越窄，而相互竞争的领域却变得越来越宽，”一位杰出的学者这样评论道。人们越来越多地把莎士比亚视作自我认同的另一种形式。例如最近一部传记在莎士比亚的母亲玛丽·阿登身上大做文章，后者不仅机敏过人，而且妙笔生花。
安东尼·霍尔登的长处就在于没有宣称自己有什么大发现或独特方法。作为查尔斯亲王和劳伦斯·奥利维尔的前传记作家，霍尔登将其论证莎士比亚其人的理论建立在所有其他理论的基础之上。至少是大多数的其他理论。因为令人欣慰的是，他没有去探索那个断言莎士比亚是另一个人的新潮理论：今年早些时候，《新闻周刊》以大字标题问道：“假如我们真的找错了人，那该怎么办？”
霍尔登会同意下列的观点：即莎士比亚为后世留下了尽可能多的证据，假如还有更多，总会被人发现的。切斯特顿曾经写道，“一个确信是莎士比亚创作了莎士比亚戏剧的明智者决不会去担心究竟他是否写了还是没写。”切斯特顿现在已经过时，所以我想补充说明在莎士比亚的社会中并无隐私可言。密探、窥视和刨根问底是普遍存在的，而民众的好奇心使得任何生活不检点都无法隐瞒。这难道还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吗？假如莎士比亚戏剧不是莎士比亚所作的话，我们肯定是会知道的。
鉴于霍尔登承担如此综合性任务的最初勇气，他在涉及那些在各自狭隘领域里像猎犬般死钻牛角尖的学究们时缺乏自信，未免有点令人遗憾。该书是题献给弗兰克·克莫德（当然是一位令人钦佩的批评家）的。但霍尔登过于频繁地求助于“权威”。例如他发挥了E．A．霍尼格曼的论点，宣称莎士比亚在“迷失的年代”——即我们找不到有关他文件记载的年代——一直是给兰开夏郡一个天主教贵族家庭当听差。尽管这一论点几乎得不到任何事实的证明（尽管证明过程非常复杂），但它却在书中奇迹般地变成了“证据”。在一个冗长的注解中，霍尼格曼的说法又进一步得到了舍恩鲍姆这位莎士比亚传记毁损专家中老前辈的“些许”鼓励和埃里克·萨姆斯的“热烈”支持。我可以证明这两位博学绅士的推测跟别人的一样都有问题，但这将要花费很多的时间。重要的是，霍尔登的学问做得还不够深。
戏剧评论家德斯蒙德·麦卡锡曾经写道，试图找出莎士比亚的人格就像是看压在玻璃下面的一张画面非常黯淡的照片。“起初你什么也看不见，接着你开始能辨认出面容，然后你会认出它们原来就是你自己。”舍恩鲍姆的形象将会是极端怀疑论者的，或许有点过分满足于自己的机智。哈罗德·布卢姆把他的一本新书取名为《莎士比亚，人类的虚构》，它将会吹出振聋发聩的喇叭声。至于那些宣称阐释已经死亡，并将其批评程序看得比戏剧作品更为重要的批评家来说，我就不想详细列举哪些乐器还能供他们演奏了。
霍尔登的形象看来似乎是合理的，也许就像是18世纪初的一位绅士坐在咖啡馆里阅读所有的出版物，以及传播流言。他常用一、两句拉丁语口头禅来显示自己的古典式教育，一切都显得非常和蔼可亲。噢，是那本著名剧本，他会说，或者“那的确是一段非常精彩的名言”。例如他会花十页的篇幅来闲聊威廉·戴夫南特究竟是莎士比亚的教子，还是私生子，而这纯粹是些趣闻。他轻描淡写地抹去了对传记主人公的同性恋指控，只提到W．H．奥登曾断言这是真的，而其实是个错误。奥登在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所写的序言中说，同性恋读者一直“对前126首十四行诗毫无保留地表示热烈欢迎”，但却忽略了那些“写给黑肤情人，明白无误地表明他们之间两性关系的作品。（被忽略的）还有莎士比亚是结了婚的男人和父亲这一事实”。
然而，这部传记没能塑造出一个形象鲜明的莎士比亚肖像，使你不管是恨他还是爱他都想看一看。书中缺乏两个关键的因素：一个是在更深广意义上作为演员的莎士比亚，因为在他的周围，无论台上还是台下，对于在剧院工作所能诱发的性爱有众多的表现形式。莎士比亚和他的同时代人都生活在极端的危险之中，而且就像演员那样，经常会有不稳定和暂时性的自我：“伊丽莎白时代人的反复无常超越了人所能允许的界限。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变幻莫测，”利顿·斯特雷奇曾经这样写道。
第二就是灵魂。已故的泰德·休斯，在他对莎士比亚仍持明智和连贯的看法时，曾经指出莎士比亚的神话实际上描述了“英格兰是如何失去灵魂的”。霍尔登并没花太多的笔墨来刻划莎士比亚独特的精神本质。“假如你在寻找本质，”艾丽丝·默多克在我自己写传记时这样告诉过我，“你就会在基本真理的光芒和现实中找到它。而在莎士比亚作品中，到处都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